書名： 作者：索爾孟（GUY SORMAN）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
出版社：允晨文化
作者簡介：1964年獲得法國巴黎政治學院政治學博士，是法國重量級政治經濟學家、韓國總統李明博全球事務顧問、美國華爾街日報、城市論壇[CITY JOURNAL]、法國費加洛雜誌等各大媒體專欄作家。自1983年以來，已出版著作《美國保守革命》、《自由解決》、《世界新財富》、《我們時代真正的思想家》、《資本論、影嚮及結果》、《印度製造》、《美國製造》、《謊言帝國》、《伊斯蘭製造》等二十餘種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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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壹、目錄
前言 科學性的革命
第一部 新經濟（C1自然成長C2創造財富的體制C3真正的貨幣C4全球化的機會與焦慮）
第二部 美國的實驗室（C5各種想法的產生C6企業教育C7完整的理性C8純理性的種種限制）
第三部 整合與成長（C9終結庶民貧窮C10亞洲小龍C11印度崛起C12在巴西，現在即是未來）
第四部 擺脫社會主義（C13大轉型C14俄國的癮頭C15中國令我憂心C16土耳其市場）
第五部 衰退（C17美國人眼中的歐洲C18日落C19溫室效應是否使我們破產C20尋求共識）
後記 經濟與金融是兩個世界：金融市場是狂野的亂數！
貳、大綱
索爾孟集經濟學家、哲學家、出版家與專欄作家於一身，經濟思想則傾向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強調對市場原發秩序的尊重，喜談政府的角色應局限在財產權（含契約自由）的保障與社會秩序（含對外國防）的維持，對任何集體主義、政府介入市場運作、積極性產業與經濟政策（貨幣與財政）或所宣稱的所得重分配等功能（或好意）則深表懷疑。簡言之，他主張「經濟自由主義」，而「政府必須最小化但不可或缺」。
他的著作中提到，自一九八○年代以來，世界所發生的幾次重要經濟大變動，如蘇聯及東歐的解體，導致他們從社會主義轉型為市場經濟；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成為一九八○年代西方國家熱門的討論議題，但為什麼到一九九○年代後會從一九六○至一九八○年代輝煌的二十年轉變為一九九○年代失落的十年？大西洋兩岸的西歐與美國經濟發展，為什麼從一九八○年代初期發展水準相當變成美國領先西歐？印度與中國都是近年來快速發展的亞洲國家，人口都超過10億人，但發展背景條件及制度上卻有很大的差異，到底這二個國家未來發展前景如何？其他國家如巴西、土耳其等，作者都依據對各該國經濟發展有深入研究之專家闡釋，加以介紹、綜合整理並提出自己精闢的看法，筆法運用如同中國傳統的「章回小說」，作者娓娓敘說各個國家經濟成功或失敗的有趣故事。
參、論述三大主軸
作者整個篇幅提出三個主要重點，並透過跨國比較探討經濟發展成敗的原因作為例證說明：
一、介紹經濟學是怎麼誕生：
作者談到經濟學是門很新的科學，從1960年代開始，其中包含統計與技術，透過經濟學，人們不再人云亦云，不再猜測，而是透過收集資訊，檢測模型，分析數據等等來理解經濟的運作，但經濟學是不完美的，雖然不完美，但仍可透過科學來檢測，也使人類社會走向繁榮，並讓人們知道如何避免貧窮。正如所有的科學都有正面有反面，經濟學的理論也會被批評驗證。他認為經濟學有三個重要的基礎，即是私有財產的重要性、獨立的司法體系及自由交換，有這三個條件才能使經濟學得以延續。
二、如何將經濟學應用在社會中：
經濟學在全世界以不同方式在應用著，他曾經在不同的國家觀察這種不同的現象，有些國家，他以一個觀察者的角度看；有些則是實際生活在其中，他發現，即使同樣的理論在不同的國家實行，也有不同的結果，主因在於各個國家的民主化程度不同，民主化程度是造成經濟差異的主要原因。像他所觀察過的印度、中國、土耳其、巴西等等，雖然實行不同程度的資本主義，但每個國家對於自由交換的允許程度不同，所以結果也不同，所以我們可以說，愈是民主化，愈能拉近貧富之間的差距，也更能把財富分給人民。簡言之，一國的民主化程度是決定該國經濟發展是否持久的關鍵因素，愈民主愈有可能達到均富社會；反之，愈威權，財富愈可能集中在少數菁英份子之手。
三、如何去面對近年來的經濟危機：
從資本主義體制所衍生出來的經濟體系，不可能也沒辦法避免經濟危機，因為資本主義本來就建立在創新的企業精神上，這樣的本質就是建立在危機上，但資本主義體系是可以想辦法防止危機擴大。我們可以觀察到，1930年和1974年的兩次經濟危機，和近年的經濟危機比較起來，其形成的原因是不同的，而且各國政府也都學會不重蹈覆轍，這樣的經濟危機的時間較前為期更短，也更能復原。
肆、結論---尋求共識
一、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是所有經濟型態中最有效率的[1]
二、自由貿易有助於經濟發展
三、優良的制度有助於經濟發展
四、優良經濟的最佳測量方式就是其成長率
五、創造性的破壞是經濟成長的動力
六、穩定的貨幣是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因素（穩定的物價）
七、技術缺乏之勞工的失業問題絕大部分取決於勞工的薪資成本
八、當福利國家必須做些改革時，效果總是不那麼顯著
九、複雜的金融市場之創立帶來了經濟進步
十、競爭通常是受到期盼的
伍、批判與反思
★反思部分：
一、由中國的經濟發展觀之：民主和經濟發展有無必然關聯？
近年在中國發生的一個吊詭的現象是，經濟增長不但沒有導致政治民主，反而成了中共當局抵制民主改革的藉口，這和西方的歷史完全不同。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專制更能促進經濟發展呢？學者羅德理克駁斥了這種說法，他認為許多專制國家讓人民陷於悲慘狀態（例如北韓與剛果）。這樣看起來，經濟成長率和民主進程似乎是在兩個涇渭分明的托盤上各自演變。
由於民主在各個方面所產生的影響：例如作者提到在財富重新分配問題上，民主體制比非民主體制更為平等，而專制的中國儘管經濟發展了，卻沒有平等地分配財富。因此僅可概略推斷：民主對於經濟是較為有利的體制。
二、中國的”假中產階級”與”中國模式”的成功經驗？
索爾孟與中國經濟學者茅于軾討論中國問題後所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有錢人大部分都是共產黨人，他們和握有政治權力的人具有親戚關係或是合作關係，其財產並非辛勤工作得來，茅先生認為，這些中產階級並非真正的中產階級，給他們更貼切的稱呼應是「暴發戶社群」。茅于軾並告誡西方學者，不要期待這個假中產階級會去要求進行民主改革。
另外作者的經濟觀雖然仍然傾向於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但其不同於主張經濟自由主義的學者，作者對於經濟大潮中弱勢者的命運充滿了人道關懷，他在《第十五章：中國令我憂心》中亦有許多篇幅描述中國背井離鄉的低薪農民工，以及被迫賣血維生的河南農民等等，批評：「中國新經濟裡頭的相對輸家實際上是農民。」
三、對台灣的另類形容：台灣人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具備中國文化背景的經濟人
在第三部「整合與成長」對”亞洲小龍”的章節評論中，作者以韓國與台灣的經濟發展背景做了陳述比對，也引述了吳榮義教授的一段話--「與其說台灣是一個國家，台灣更像個網路。」
而其中對於台灣人經商特質的論述，個人覺得頗富新意：
「台灣政府在1997年時已經完全民主化，但是其權威性依然薄弱，這個政府由獨派以及統派輪流執政。這樣的一個政府無法對各個企業有太多影響力。對於企業主而言，與其說台灣是祖國，不如說這是世界地圖上的一塊土地來得更為貼切；一個台灣人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具備中國文化背景的經濟人。而對於一個韓國人來說，經濟是國家壯大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最終目標。」
★批判部分：
中國近廿年來的經濟快速發展，得力於大量的出口廉價產品，目前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已是僅次於美國與日本的第三經濟強權，個人認同於經濟發展帶來的貧富不均可能是未來經濟發展與政治統治的隱憂，例如用衡量世界各國貧富差距的基尼指數（Gini coefficient）來衡量，依據2009年的資料顯示，中國貧富分化差距之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96[2]。
問題是，作者的推論認為民主制度較能避免貧富不均問題，弔詭的是，同一份基尼指數的統計報告顯示，美國的分數也在世界前十一大貧富差距之中！從上述的資料和內容，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不論是極威權的中國，或是號稱極民主的美國，其貧富差距之嚴重問題相去不遠。極權國家縱然能輕易操縱權力來達到致富的目的，但民主國家一樣有運作上的缺陷，財團仍然有辦法藉由巨大的財富來操縱立法者與執政政，來達到圖利自己的目的。換言之，民主制度並非是免除幕後黑手干預的保證。
因此對於作者一昧推崇西方民主，認為經濟自由制度與政治專制結合的”中國模式”，以及其缺乏私有財產制度的社會主義本質，復以層出不窮的勞工抗議與農民問題，推斷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早晚會步上蘇聯後塵….個人認為其過度簡化問題本質與缺乏更有力論證（例如2008年美國主張的自由市場機制所衍生的金融大海嘯，其如何為自由經濟市場所造成的大混沌自我解套？），其推論似有部分落入”險坡效應”（Slipper slop）的謬誤。
[1] 具有海耶克所假設的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現象。而傅利曼夫婦（Rose and Milton Friedman）認為自由市場讓我們得以”自由選擇”，而社會因此更加富裕。
[2] 其數值在0～1之間。數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按照國際通常標準，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最佳的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為警戒狀態，達到0.6則屬於危險狀態。
